“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关系——访王学东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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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话题。苏东剧变以后，传统的国际共运史学科受到冲击，“世界社会主义”概念开始被频繁使用，国际共运史学科在越来越多的场合被改称为世界社会主义学科，一度出现了用“世界社会主义”替代“国际共运史”的趋势。不过现在看来，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世界社会主义”与“国际共运史”虽然密切相关，甚至有部分内容相互重合，但是它们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还是有显著区别的，不可等同视之，更不能相互替代。应当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来延续或补充国际共运史，而不能用世界社会主义来取代国际共运史。因此，为促进学科发展，有必要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厘清两者的关系，搞清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本刊就此问题对我国著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家王学东教授进行了专访，以期帮助学界更好地理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与“世界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为相关学科建设和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世界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动运历史文献》

【受访专家简介】王学东（1953—），男，山西黎城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山东大学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原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研究员。曾任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会长、北京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科社学会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专业委员会副会长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运动史、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研究。独著、合著《九十年代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变革》、《第二国际研究》、《〈共产党宣言〉与当代》、《当代国外社会主义：理论与模式》、《社会主义基本理论与当今世界研究》、《考茨基文选》、《中国共产党和欧洲左翼政党的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64 卷本）、《社会福利国家面临的挑战》、《全球化与政治》、《全球化陷阱》等专著、译著多部，发表论文、译文一百多篇。

【访谈人简介】 邓岩（1982—），女，河南南阳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

◇我记得 2016 年，在兰州召开的全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年会上，您提出“要把国际共运史作为一门历史科学来研究”，您还重点谈了“国际共运史”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我们知道，在学科上一直以来我们都是将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放在一起，作为一个学科，这在学界似乎是一个常识，在那次会议上您为什么要集中谈论二者的关系？

○在那次会议上，我之所以要谈“国际共运史”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其缘由是，2011年国务院学位办在讨论政治学二级学科设置时，提出要将“科社与国际共运”学科中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去掉，理由是“科学社会主义”已经包含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此事引发了国际共运史学界的危机意识。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给学位办写了申诉书，强烈要求保留原二级学科名称。申诉书强调了国际共运史学科的重要性、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指出科学社会主义是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科学理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二者紧密联系，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但作为不同的学科，其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是不同的。科学社会主义学科主要研究无产阶级解放的性质、条件和一般目的，是着重以理论发展为主要线索的学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则研究无产阶级解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规律，是着重以实践运动发展为主要线索的学科。因此，不能以“科学社会主义”替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今天在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学科中，还有“世界社会主义”这一分支学科，或者说还有“世界社会主义”这一基本概念，您能否从学科构成和学科建设的角度，谈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关系？

○说起这两者，有人认为其实是一回事。从表面现象看，这样说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比如，今天学界参加国际共运史学会的人和参加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专业委员会的人有相当一部分是重合的，两者的研讨会讨论的问题也有相当一部分是重合的；现在，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的会刊名称是《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的刊物名称是《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而这两个刊物也都是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重要阵地。不可否认，国际共运史和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从研究对象和领域来看，确实有很多交叉的地方。但是，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还是有必要厘清两者的关系，搞清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谈这个问题首先要回顾一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科的发展史。在我国高校中，国际共运史学科最初发端于马列主义基础理论专业，当时主要教学内容是马列经典著作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56 年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后，党中央决定在中国人民大学等重点高校开设国际共运史课程，很快国际共运史的课程逐步取代了联共（布）党史课程，一些院校还把它作为政治教育专业的基础课程。“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民大学停办，国际共运史学科在其他高校也受到重创。文革结束后，许多高校陆续恢复或新开设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课程，国际共运史学科进入大发展时期，教学和研究工作均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随着国际共运史学科的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对巴黎公社、十月革命、波匈事件等重大事件的研究，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等国际组织的研究，对革命导师及其他国际共运重要人物的研究，以及对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均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国际共运史学科开始发生转型，逐渐将研究重点从历史转向当代，开始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但当时学界还很少使用“世界社会主义”的概念，更没有想过用它来做学科名称，而是创造了一个“大共运”的概念，将西欧的民主社会主义、亚非拉的民族社会主义以及其他一些社会主义流派统统纳入了国际共运史的研究范围。

20 世纪 90 年代初，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执政的共产党纷纷垮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败。随着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退出历史舞台，我国的国际共运史学科也遭受了严重冲击。各高校本科阶段的国际共运史课程纷纷被取消，国际共运史教研室和研究机构也多被撤并，大批教师和研究人员不得不转行其他专业。正是在这一时期，“世界社会主义”概念开始被频繁使用。国际共运史学科在越来越多的场合被改称为世界社会主义学科。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山东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高校分别给硕士生和本科生开设了“世界社会主义专题”课和“世界社会主义概论”课，并撰写出版了相关教材。1994 年，根据中央领导指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牵头，建立了有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共中央编译局、新华社、中共中央党校和国家教委参加的“国外社会主义跟踪研究协调组”，在此基础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于 2001 年成立了“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1998—1999 年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也酝酿改名为“世界社会主义学会”，甚至已经起草了新章程，因时任会长顾锦屏同志坚决反对，最终才没有改名。

由此可见，当时确实一度出现了用“世界社会主义”替代“国际共运史”的趋势。不过现在回过头来看，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世界社会主义”与“国际共运史”虽然密切相关，甚至有部分内容相互重合，但是两者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还是有显著区别的，因而不可等同视之，更不能相互替代。

◇我们知道，决定一个学科的关键要素是其研究对象，要更好地区分“国际共运史”和“世界社会主义”在学科上的差异，必须明确二者在研究对象上的不同。请您从研究对象的角度进一步谈谈“国际共运史”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区别和联系。

○关于国际共运史的研究对象，我国第一部正式出版的教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从马克思主义诞生至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是这样写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这门科学，总的说来，是研究无产阶级如何实现其推翻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的世界历史使命的科学，即研究共产主义运动从兴起到在全世界胜利的发展规律的科学。更具体地说，它是着重研究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发展规律的科学，研究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律的科学，研究无产阶级政党以及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发展规律的科学。”

国际共运史学科的主要开创者之一高放教授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这门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国际无产阶级为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而斗争的历史进程和规律。他强调国际共运史的历史科学属性，并认为要把国际共运史这门历史科学的研究对象同科学社会主义等理论科学的研究对象区分清楚。

最新的一部国际共运史教材，即人民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 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对国际共运史专业的学科定位是这样写的：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研究对象是：深入研究全世界无产阶级及广大人民群众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反对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并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一般历史进程及其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包括以下三个主要方面：第一，研究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反对资本主义、开展无产阶级革命和夺取政权的历史进程及其基本规律。……第二，研究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及其基本规律。……第三，研究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和国际组织建立、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基本规律。”由上述可见，国际共运史是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和共产主义奋斗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历史”，即国际无产阶级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历史。而世界社会主义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则要宽泛得多。

北京大学编的《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1995 年版）和《世界社会主义史论》（2004 年版）对国际共运史和世界社会主义未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做严格区分，有将两者等同看待的趋向，认为“世界社会主义这个学科是在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兴起之后出现并随着运动的发展逐步形成和发展的”。但是即便如此它也提到：“在一百五十多年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社会主义从来就不只是一家，它过去、现在、未来都存在各种各样的思潮和流派。”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系列教材《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概论》（2006 年版）则对两者做了比较明确的区分，指出：“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社会主义从来就不止一家，而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流派。在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以前，社会主义的学说和理论就已存在着不同的流派，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之后，世界上依然存在并不断产生着不同的社会主义流派。共产主义运动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左翼，它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毕竟不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不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更不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是把世界范围内的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运动都纳入自己的视野。在这个意义上，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只是它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

中国人民大学高放教授主编的《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新论》（1998 年版）则直接把世界社会主义与当代联系起来，从而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相区分。其导论指出：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概论是属于社会主义的现状研究，是社会主义现状学。它与社会主义历史学（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社会主义思想史）和社会主义学（如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有密切联系，又有重大区别。”“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重要特点是不论社会思潮、社会派别、社会运动、社会制度都表现出自己的多样性。”高放教授对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学科定位是这样写的：“概括起来说，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研究对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尤其是六七十年代以来，世界上各种自称的社会主义思潮、社会主义派别、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重点是研究当代执政的社会主义政党的理论、政策和实践。”

我赞成高放老师的观点，即把社会主义历史学的领域留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而将社会主义现状学的领域划给世界社会主义。苏东剧变后，人们倾向于用“世界社会主义”取代“国际共运史”的一个主要理由是，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没有了，现存的只有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流派、运动和制度，所以不宜再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只能研究世界社会主义。这里我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个重要的区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今天，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虽然已经没有了，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却仍然存在并将永远存在，就像明朝、清朝没有了，明史、清史仍然存在一样。如果这样看问题，那么就不能用世界社会主义来取代国际共运史，而应当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来延续或补充国际共运史。两者合起来可以称作“国际共运史和世界社会主义学科”。我 2000 年和 2005 年给国家社科规划办写的两份学科调查报告，用的名称就是“国际共运史和世界社会主义学科调查报告”。

总之，我认为，要彰显国际共运史学科的重要性、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使它在学科分类中站稳一席之地，就必须抛弃当初作为权宜之计的所谓“大共运”概念，将西方民主社会主义、亚非拉民族社会主义以及其他一些社会主义流派划归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研究范围，使国际共运史专注于对传统领域的研究，强化其历史学科的属性，更加自觉地把它作为一门历史科学来研究。

◇我注意到，由您领衔，中央编译局组织专家学者编辑了一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这套《文献》有 64 卷之多，可谓工程浩大。其编辑出版给新时代中国学界对国际共运史的研究提供了详实的文献和资料，必将推动国际共运史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的进一步深化，这无疑是对国际共运史研究的重大贡献，请您谈谈这套文献编辑出版的详细情况。

○为加强对国际共运史传统领域的研究，中央编译局编辑了一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共 64 卷，总字数大约 3000 万字，现已全部完成，并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

这套书是在中央编译局和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的鼎力支持下，于 2010 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申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获得立项资助，于 2011 年 4 月正式启动的。它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 1984年发起编辑出版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的部分工作成果，并在内容和方法上有较大的改进和创新。这套文献主要收录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这五个国际组织已发表的全部文献档案，包括历次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其他重要会议的记录、决议和有关文件；收录的材料力求齐全；凡外国有选编完整的版本者，根据外国版本翻译；凡文件散见于外国不同出版物者，尽力搜集完整，组织力量统一编译；文件完全按照原件翻译，译文力求准确，不作修改删节，以便读者根据完整、准确的第一手材料了解这些国际组织的历史。

这套文献具有以下鲜明的特点：

第一，收录的文献比较全，包括一些最新公布的档案材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开放了部分原苏联时期的档案和国际共运史的档案，这套文献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部分，就全部采用了这些新开放的档案。

第二，文献编辑非常规范，并且充分吸收、利用了近年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的最新成果。编委会参照中央编译局翻译出版经典著作的要求制定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的编辑技术规格，明确规定了经典著作引文、人名、地名、历史事件、党派团体、组织机构、会议、著述等译名的统一要求，对注释的写法、异体字的用法、书信和函件的书写格式、数字的用法、特殊标点符号的用法等等作了详细的规定。在旧版《文献》中，对已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译本只列目录，不收正文，而新版不仅所有卷次均将相关著作全文收录，而且均采用最新的中文版本，以方便读者查阅。

第三，参与翻译编辑的人员大都是有经验的专家，保证了文献的质量和权威性。

第四，文献内容丰富。五个国际组织的文献内容包括：（1）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共4卷，主要内容为：同盟的纲领、章程和通告信；同盟各级组织的会议记录和决议；同盟领导人和重要活动家的有关书信、著作和回忆录等。（2）第一国际文献共10卷，其中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64-1872）共4卷，主要内容为：总委员会会议记录，小委员会会议记录，有关文件报告和著作、信件等；第一国际代表大会文献共5卷，主要收录第1-6次代表大会和伦敦代表会议的有关会议记录以及大会正式通过的决议等；根据新发现的文献编的一个补卷（第63卷），收入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从伦敦迁至纽约直到1876年第一国际解散期间发表的公告、通告、与国际各支部的通信等。（3）第二国际文献共15卷，其中第二国际代表大会文献共13卷，主要内容为：第二国际8次代表大会和一次非常代表大会的会议记录和大会正式通过的决议；社会党国际局文献（1900-1907年、1909-1913年）共2卷，主要收录社会党国际局1900-1913间的会议记录，通过的决议、宣言、声明、通告等；（4）共产国际文献共30卷，其中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文献共15卷，收录第1-7次代表大会的会议速记记录，大会通过的决议以及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报告等；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文献共14卷，收录执委会第1-13次全会的会议速记记录、大会通过的决议以及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报告等内容；第七次代表大会前的共产国际文献1卷，主要收录关于第七次代表大会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及其各工作机构的决议、共产国际各支部活动情况的资料以及青年共产国际、国际妇女书记处、国际妇女书记处、国际监察委员会的有关文件。（5）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文献共4卷，主要收录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筹备、成立、解散的过程，四次会议有关领导人所作的报告、大会讨论的情况以及通过的决议等原始档案文献，还包括苏南冲突中双方往来的函件、电报、双方领导人会谈纪要以及其他国家的党通过的相关决议的档案文件。最后全书还有一个总目录检索卷（第64卷），以方便读者查阅文献。

上面收录的这些文献不仅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现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博士研究生，特别是高放老师当年指导的研究生，已经利用这些珍贵史料开展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果。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国际共运史研究者充分利用这套文献开展教学和研究工作，以进一步推动我国的国际共运史学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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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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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编辑：杨海莺    校对： 唐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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